聚焦“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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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核心提示：10月10日正值第16个世界精神卫生日，“精神病与社会观察”与深圳衡平机构两个民间公益组织，发布了四万余字的《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》，称我国目前有各类精神病人一亿以上。同时，该报告揭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医学中该收治的不收治、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，以及资源配置错位对公众的威胁，指出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，揭示了隐藏其后的三个理论谬误。

　　【报告要点】

　　现状：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

　　报告由2006年广东“邹宜均被精神病案”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主笔，通过对100多个真实案件、30余种法律规范以及300多篇新闻报道的分析，发现我国精神病收治局面的混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方面，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，得不到治疗，他们散落在社会中，被喻为“不定时炸弹”，威胁公共安全；同时，这些患者本身的自由乃至生命安全也时常被侵害。另一方面，大量无病或无需强制收治的人，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，承受丧失人身自由、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治疗的痛苦。这种“该收治不收治、不该收治被收治”的情况导致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的浪费，有限的资源主要用在了错误的人身上，需要治疗的又得不到资源。

　　分析：收治制度存八大缺陷

　　报告从卫生系统收治制度、公安机关强制收治制度、民政机关收治制度、制度缺陷等四个方面指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：

　　第一、强制收治没有门槛。包括轻微精神病人、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。这与国际社会通行的“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”标准不符。

　　第二、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。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、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，将当事人用“绑架”的方式收治。

　　第三、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。医院以精神病人缺乏“自知力”为由，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。不承认有精神病，成了一个人有精神病的表现。

　　第四、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。成年人在法律上被推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。未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和法院宣告为无（限制）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成年人不需要也没有监护人。但实践中，医院往往自动推定送治人即监护人。

　　第五、出院遵循“谁送来、谁接走”的规则。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，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，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。换言之，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。

　　第六、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，投诉、申诉、起诉皆无门。一旦被收治，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，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。

　　第七、司法救济失灵。出院后，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，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，把诉权彻底剥夺；要么误入“医疗纠纷”陷阱，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，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。

　　第八、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。经过多年艰难抗争，最终胜诉的当事人往往只得到两三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。

　　原因：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的三处谬误

　　报告认为，导致上述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，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的谬误：

　　首先，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，把“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”看作“纯粹的医疗行为”，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，拒绝司法介入。

　　其次，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作自愿治疗，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，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，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“非自愿治疗”说成是“自愿治疗”。

　　最后，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，将医学上的“自知力”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，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利，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“监护人”的地位。通过此三处概念的偷换，使任何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成为可能。

　　建议：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

　　报告最后提出了五点建议，其中最核心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，推广法律代表制度。报告建议通过一个渐进式的推进，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。同时，为非自愿住院病人提供法律服务，相关部门应完善法律，加强对强制送治的监督约束。通过异议机制和法律代表两个方面，保证当事人的诉权得以完全实现，免受精神病医生权利滥用之苦。

　　报告还建议，民政部门以监护人的身份对流浪精神病人进行照顾。刑事诉讼程序中确保法院对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和强制收治的裁判权，确保当事人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和被害人）有权启动重新的司法鉴定程序。

　　最后，报告呼吁尽快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《马德里宣言》，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职业伦理规范的空白。

　　【舆情传播】

　　

精神病

　　媒体报道日变化趋势图（单位：篇数来源：正义网舆情监测系统）

　　10月10日报道发布当天，财新网和《法制晚报》都对此事做了及时报道，其中《法制晚报》的标题为《13名国人就有一精神病患者》，该报道当日被转载6次，网络媒体在转载时多将标题改为《精神病收治法律报告发布中国精神病患者超亿人》。

　　10月11日，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此事件，相关报道为138篇，达整个舆情监测期的峰值。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京华时报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华西都市报》等平面媒体均做了相关报道，标题多为《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被指存缺陷》。其中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报道较为详细，并就这一话题采访了有关医生，该医生表示，对于是否强制收治的问题，并不是医生说了算。

　　10月12日，媒体评论开始出现，焦点多集中在对精神病收治过程中法律缺失这一问题的探讨，并认为“强治收治”带有非法拘禁的性质。其中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的评论《精神病收治的法律空白何时补上》被转载31次。在媒体报道方面，平面媒体开始不再局限于对报告本身的报道，如《法制日报》和中国吉林网均结合相关案例对精神病患者的司法权展开探讨。其中，《法制日报》就精神病“强送”行规僭越司法权的问题发表看法，称精神病患者属于医学概念，无行为能力人则属于法律上的概念。在收治行规中，医学标准取代了法律标准，而医院僭越了司法权，医生也就随之僭越法院的权力成为决定一个人有无行为能力的主体。

　　10月13日，舆情焦点仍集中在对精神病人权力与法律制度缺失的探讨上。法制类媒体开始频频发力，如《检察日报》发表评论《精神病院，多少罪恶假汝以行》，《法制周末》也刊发了深度报道《破解中国精神病收治问题关键何在》。此外，《京华时报》评论《精神病人权利要靠法制捍卫》被转载次数较多。当日相关文章为97篇。

　　从14日开始，舆情开始回落。媒体报道多为对前日报道和评论的重复转载，其中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和黄河新闻网都对报告的执笔人黄雪涛进行了专访，但与之前的报道相比并没有更新的观点出现，因此媒体的转载率不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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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详见2010年第42期《政法网络舆情》）